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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续《青年变革者》 ，作家许知远“梁启超五卷本”第二卷《梁启超：亡命（1898—1903）》，讲述1898~1903年，走向世界的梁启超……这五年是梁启超的25~30岁，也是他走向成熟的关键时刻。他逐渐摆脱康有为的阴影，也从孙中山的吸引中清醒过来，走向了对中国前途的独立思考。他不再打算倚靠朝廷“维新”，也不愿投身激烈的“革命”，而将热情倾注于启发民智的“新民”。期间种种冒险、挣扎、奇思异想与谬误，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。

梁启超将所处时代命名为“过渡时代”，许知远认为：“广义而言，世界每一刻都处于过渡时代，一切总在变化；狭义而言，有些时代相对停顿，另一些时代则变化迅速、不断膨胀，后者就是过渡时代。”梁启超将自己置于更广阔的时空，在困境中创造人生新的可能性。他超越了其所处的时代，在时代洪流中重新发现自己，穿越百年与当下产生共鸣。

本文摘选自许知远《梁启超》，经出版社授权发布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，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。

01

人人都觉得一切要改变，

却又不知如何入手

所幸，梁启超有很多话要说。游历拓展了他的视野，令他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；义和团带来的混乱与屈辱，令他重思改造中国的方式；勤王失败也令他对自身与保皇会的局限有更多感悟。

世纪更迭，或许催生出一种断裂感，从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到维也纳的《梦的解析》再到北京之变，那些不可名状的愤怒、恐惧、迷狂，以这样一种方式展现出来。旧秩序正在瓦解，新秩序尚未诞生。

梁启超

“过渡时代”，梁启超如此命名这个新时代。广义而言，世界每一刻都处于过渡时代，一切总在变化；狭义而言，有些时代相对停顿，另一些时代则变化迅速、不断膨胀，后者就是过渡时代。

在他眼中，欧洲过去两百年是过渡时代，如今是停顿时代，数千年来停顿的中国进入了过渡时代。

过渡时代充满希望，“有进步则有过渡，无过渡亦无进步”，“如鲲鹏图南，九万里而一息；江汉赴海，百十折以朝宗；大风泱泱，前途堂堂；生气郁苍，雄心矞皇”；也蕴含危险，就像“摩西之彷徨于广漠，阁龙之漂泛于泰洋，赌万死以博一生，断后路以临前敌，天下险象，宁复过之？”过渡期国民则“可生可死、可剥可复、可奴可主、可瘠可肥”。

俄国与中国是两个过渡时代国家。前者几度改革，输入西欧文明，日浸月润、愈播愈广、不可遏抑，学生尤其是社会中坚，预计俄国“将达于彼岸之时不远矣”；中国则处在两头不到岸之时，“实如驾一扁舟，初离海岸线，而放于中流”。

过渡是多重的，在政治上，人民不满专制之政，却“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”；在学术思想上，士子“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，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”；在社会风俗上，厌倦了“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，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”。

过渡时代分为两种人，老朽之流是过渡之大敌，又被“有形无形之逼迫”过渡；青年是过渡的先锋，大张旗鼓，理解与把握力却有限。

过渡时代的人物需要三种德性：冒险性，“必有大刀阔斧之力，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；必有雷霆万钧之能，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”；忍耐性，要在“一挫再挫三挫，经数十年、百年，而及身不克见其成”的情况下，坚持努力，忍受唾骂；别择性，“世界之政体有多途，国民之所宜亦有多途”。他理想中过渡时代的人物，“以军人之魄，佐以政治家之魂”。

清议报封面

《清议报》上充斥着过渡时代的混乱。慈禧与光绪仍在西安，李鸿章与西方使团的谈判仍在继续，关于赔偿的具体数字、归还年限争论不休；光绪发布要变法的上谕，尽管经此动荡，他丝毫没有要回一点权力；张之洞、刘坤一上变法奏折，洋洋洒洒，却并无切入方法。

人人都觉得一切要改变，却又不知如何入手，“科举议变矣，而无新教育；元凶处刑矣，而无新人才；北京残破矣，而无新都城”。

02

宁可“守旧鬼”

也不要“假维新”

梁启超觉得这过渡时代的中国，可能正陷入新的亡国危险。

义和团带来了一个复杂后果，很多人在其中看到了中国的生机，“环球政治家之论，反为之一大变，保全支那之声，日日腾播于报纸中。而北京公使会议，亦无不尽变其前此威吓逼胁之故技，而一出以温柔噢咻之手段”。赫德看到了爱国心的兴起，倡导“中国者，中国人之中国也”的理念。

梁却认定，中国面临更大的危险。“今日之世界，新世界也。思想新，学问新，政体新，法律新，工艺新，军备新，社会新，人物新，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，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，而别立一新天地”，他在《灭国新法论》中写道。

在新时代，灭亡一个国家的不再是传统的军事政府，而是依靠借债、代为练兵、建设道路、煽动内部党争、协助平定内乱等新方法，埃及、波兰、印度、菲律宾等国家，就是这样一步步灭亡，“昔之灭国者如虎狼，今之灭国者如狐狸”。四万五千万两的赔款、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皆是狐狸之技。

“自由书”也自九十三期重启。比起那些连载的长文，这短小精悍的随感更直抒胸臆。

在《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》中，他重估了义和团事件的价值，将之与法国大革命作比，后者“戳破欧洲之中心点”，拿破仑因此兴起，“而自由之空气，遂遍播荡于欧洲”。前者虽“戳破亚洲之中心点”，却未能带来一个新时代。

义和团运动老照片

他将历史视作动力与反动力的较量，19 世纪的欧洲历史是“互相起伏，互相射薄，小退大进”，中国在过去几年亦如此，戊戌变法是原动力，八月政变是反动力，义和团是反动力的极点，如今“竞言维新，又义和团之反动力也”。

他预计未来中国这种动力与反动力的情况将不断发生，“其必四次五次乃止六七八九十次而未有已”，这也将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，“其波澜俶诡，五光十色，必更有壮奇于前世纪之欧洲者”。他呼唤中国产生自己的拿破仑，驱逐反动力，带来自由。

在《维新图说》中，他观察到时代风向的转变，“数月以来，‘维新云’‘维新云’之语，弥漫磅礴于国中，无论为帝、为后、为吏、为士、为绅、为商，但使稍有脑气筋者，苟上以‘守旧鬼’三字之徽号，度无不瞋目相视……鼓舌以自辩其非”，这是一年前无法想象的景象。

在梁眼中，这是从六君子到唐才常、林圭，甚至毓贤、德国公使、被杀的日本书记官，以及成千上万的自立会员、义和拳民、外国教士、中国教民的鲜血，混合而来的进步。在牺牲与进步、失败与成功之间，他看到了某种辩证关系，“举事不成而非不成，流血无益而非无益”。

这人人言维新的现象也让他忧虑，维新变成了一种新的投机，你是为了国民而维新，是为了爱新觉罗一姓维新，还是为了自己的权势、名声与衣食维新？若是出于私利的维新，“其志愈诚，其行愈勇，而其病天下也愈甚”，他宁可要“守旧鬼”，也不要这假维新。

在 这 组 短 文 中， 最 有 趣 的 一 篇 当 属《 烟 士 批 里 纯（Inspiration）》。他尚不知“灵感”一词，以音译代之。“烟士批里纯者，发于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刹那顷，而千古之英雄豪杰、孝子烈妇、忠臣义士，以至热心之宗教家、美术家、探险家，所以能为惊天地、泣鬼神之事业，皆起于此一刹那顷，为此烟士批里纯之所鼓动”。

他称李广射箭穿石、马丁·路德演说、玄奘西天取经、哥伦布发现美洲，都是这烟士批里纯的作用，它“来也如风，人不能捕之；其生也如云，人不能攫之”，保持至诚之心，你方可得到。

梁启超的烟士批里纯时刻也已到来。行动的挫败令他重回思想世界，在纸面上，一种驰骋感再度回来，表达喷薄而出，它在《清议报》第一百期中得到集中展现。仅从体量上，这一期就如此不同，页数几乎是平时的五倍，从社论到传记到诗歌，他独自完成了大部分内容。

03

一人报、一国报、世界报

“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，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、短兵紧接，而新陈嬗代之时也”，它以《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》为开端。

在这篇洋洋洒洒数千言的文章中，他将这份杂志以及自己的努力置放于一个广阔的历史时空。

陈丹青作品，左起依次为赵元任、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吴宓

他称报馆是社会的第四权力，“此殆于贵族、教会、平民三大种族之外，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”。

这也是他思想的另一次进化，他在《时务报》时代觉得报馆是国与国、君与民之间的“耳目喉舌”，如今则是“国家之耳目也，喉舌也，人群之镜也，文坛之王也，将来之灯也，现在之粮也”，它“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，或大或小，或精或粗，或庄或谐，或激或随……能纳一切，能吐一切，能生一切，能灭一切”。

在他眼中，中国尚无一家报馆符合这个标准。天津的《国闻报》，上海的《中外日报》《苏报》，已是同业中佼佼者，但连日本一个偏僻县的报馆都不如，更何况东京或西方的大报。

对于自己编辑的《时务报》，他“今日检阅其旧论，辄欲作呕……未尝不汗流浃背也”，它的风靡海内映衬“吾中国人之文明程度，何低下之至于此极也”。《清议报》也仍幼稚，“其责任止在于文字，其目的仅注于一国，其位置僻处于海外”，但其精神与宗旨却有独特性，它不遗余力地倡导民权，介绍西方哲理，分析朝局，叙述国耻，以“广民智、振民气”，“其寿命固已亘于新旧两世纪，无舌而鸣；其踪迹固已遍于纵横五大洲，不胫而走”。

比起两年前的创刊号，梁启超对中日联盟的兴趣显著地减弱了，他愈来愈清晰地意识到，日本已加入了列强的游戏，中国是它的扩张对象。

他为第一百期杂志赋予了特殊的意义。在海外，庆典是纪念旧事业、奖励新事业的最佳办法，不仅美国独立百年、法国共和百年这样的重大历史时刻，亚当·斯密《国富论》出版百年、达尔文《物种源论》成书三十年，都有自己的庆祝会。

甚至一市、一乡、一学校，一医院、一商店，也往往各有其祝典，“大抵凡富强之国，其祝典愈多，凡文明之事业，其祝典愈盛”。

中国则“于前人之事业也，有赞叹而无继述，有率循而无扩充，有考据而无纪念”，导致历史思想薄弱，难以培养爱国、爱团体、爱事业的感情。他期待《清议报》树立榜样，在印行第一百册之际，“援各国大报馆通例，加增页数，荟萃精华，从而祝之”。

这庆祝也满含期待 ,“祝其全脱离一党报之范围，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，且更努力渐进，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”。

他把报馆分一人之报、一党之报、一国之报与世界之报，《时务报》《知新报》是从一人报到一党报，《清议报》介于党报与国报之间，中国尚未出现国报。相较而言，日本有一人报、一党报、一国报，仍无世界报。

谈论党报时，他脑中或许会浮现出康门师徒。批评者曾用“康党”来指责他们，如今“康党”扩展成遍布世界的保皇会，康有为从老师变为“新旧两世纪之交，中国政治界最有关系之人物”。他以整整 50 页来刊登《南海康先生传》，它是该期杂志最重要的文章。

04

中国第一篇现代传记

他把康有为置于一个世界舞台之上，从属卢梭、马志尼、吉田松阴的行列，是“先时之人物”，生前充满挫折，“其所志无一不拂戾，其所事无一不挫折……举国欲杀，千夫唾骂”。相较而言，拿破仑、加富尔、西乡隆盛则是“应时之人物”，享受到时代的欢呼。

康有为

他笃信，先时人物才是推动社会变化的原动力，深具理想、热忱、胆气，乃造时势之英雄，应时者是时势所造的英雄。

康有为四十多年的人生被划分为“家世及幼年时代”“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”“委身国事时代”三阶段，有教育家、宗教家、哲学家、政治家四个身份，其政治家生涯前半段跌宕起伏，如今暂时停顿；身为教育家则“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，又备教育家之资格”；康在宗教上对中国影响最剧，引发的诟病也最多，他将康与马丁·路德作比，分别对儒家与基督教进行改造；康的哲学素养全凭强劲想象力，“不通西文，不解西说，不读西书”，常得出与西方哲学相似的看法。

他评价老师，“谓之政治家，不如谓之教育家；谓之实行者，不如谓之理想者”，赞叹他的冒险精神与高度自信，“无论何人，不能动摇之……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，常有六经皆我注脚、群山皆其仆从之概”。

康的达观也令人钦佩，“虽日日忧国忧天下，然于身世之间，常泰然也”。他总结道，康乃“现今之原动力也，将来之导师也”，即使未来中国有众多大政治家、大外交家、大哲学家、大教育家，“而不可无前此一自信家、冒险家、理想家之康南海”。

“凡起草四十八点钟，传成”，梁在附记中不无自豪地写道。 这也是大脑燃烧、手不停挥的 48 小时，一个烟士披里纯涌来的时刻，历史跌宕起伏、师徒之情的点点滴滴皆浮上心头。

这篇文章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创举，它是一位健在者的传记，康的事业与生命都在继续，判断尚为时过早；它打破了师徒的忌讳，不讳言康有为的武断、缺乏现实感，接连的政治挫败……梁崇敬老师，却力图公正。“Paint me as I am.”他引用这句名言自我鼓励。

1653 年，荷兰画家彼得·莱利（Peter Lely）受邀给克伦威尔画像，后者不愿普遍流行的虚荣、自溺画风，要求画家如实画出自己的样子。

克伦威尔画像

在某种意义上，这也是中国第一篇现代传记，完成了对康有为的经典化与历史化，似乎也暗示着他的时代的结束。它也像是梁启超的某种自立宣言。“听起来非常像说了一声欢迎，又说了一声再见”，一位历史学家不无讽刺地写道。

在第一百期上，梁也一口气刊登完《仁学》的剩余部分。先是第 1 至 14 册，接着第 44 至 46 册，《仁学》断断续续的连载也反映出他对谭嗣同遗产的矛盾态度。

谭是代表康有为的思想，还是意味着更激烈的反抗？这是梁对朋友的最后交代，菜市口的鲜血即使干涸，也仍将激发出新的烈士精神。梁定想不到，谭嗣同的气质与绝对主义思想倾向，将引来多少追随者，并将梁视作妥协、暧昧甚至保守。

05

造时代的英雄，

时代所造的英雄

诗作总更反映梁启超的心境，在挫败与希望间剧烈摇摆。在《自励》中，他悲壮又骄傲，自我浪漫化，“献身甘作万矢的，著论求为百世师。誓起民权移旧俗，更揅哲理牖新知。十年以后当思我，举国犹狂欲语谁？世界无穷愿无尽，海天寥廓立多时”。

在《志未酬》中，他哀叹现实的挫败，“志未酬，志未酬，问君之志几时酬？”又自我激励，“男儿志兮天下事，但有进兮不有止，言志已酬便无志”。

在《举国皆我敌》中，他感到孤立，“举国皆我敌，吾能勿悲”，承认改变现实的困难，“积千年旧脑之习惯兮，岂旦暮而可易”，以苏格拉底、基督精神自励，“牺牲一身觉天下……挑战四万万群盲” 这既是昔日士大夫“虽千万人，吾往矣”的精神，也是即将崛起的知识分子形象，注定要唤醒沉睡的大众。

告别的感觉流露在本期杂志的每个细节，包括《李鸿章》的广告，“凡十五万余言，叙述李鸿章一生事迹而加以论断。以极公平之史笔，寓极伟大之思想，不徒为李鸿章一人作，实为中国作也。有心时事者不可不家置一编，定价每册洋八毫，外埠邮费照加”。

李鸿章

李鸿章 11 月 7 日离世，整个世界为之震惊，在西安的慈禧与光绪“并震悼失次，随扈人员乃至宫监卫士，无不相顾错愕”，人们感觉“如梁倾栋折，骤失倚恃者”；《纽约时报》刊发长篇讣告，哀叹一代伟人的离去；东京新闻界从《时事新报》《每日新闻》到《朝日新闻》《中央新闻》，更是铺天盖地地报道，猜测中国未来的变化。

李是认知中国的主要入口，早田玄洞、吉田宇之助开始撰写他的传记，以内政、外交、军事时代来划分他的生涯，很有可能，它们是梁启超重要的资料来源。

德富苏峰则在《国民新闻》上发表《李鸿章》一文，为其作出历史定位，称“其容貌堂堂，其辞令巧善，机锋锐敏，纵擒自由，使人一见而知为伟人”，但他又非德富心中真正的伟人，“彼非如格兰斯顿有道义的高情，彼非如俾斯麦有倔强的男性”，没有西乡隆盛推心置腹的真诚，其经世之才也并未令德富感服，总之“彼非能为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”。他如果死于甲午战争前，则必定成为 19 世纪伟人，人们将对他大书特书。德富愿意把李比作胜海舟，从容排解艰难。

“吾敬李鸿章之才，吾惜李鸿章之识，吾悲李鸿章之遇”，读者们很快将读到这样的语句。

受到德富的影响，梁启超将李置于古今中外的坐标中，既属于霍光、诸葛亮、郭子仪的序列，又与梅特涅、俾斯麦、格莱斯顿作比，还与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秀成、袁世凯这些同时代人物对照。

他一面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，“不识国民之原理，不通世界之大势，不知政治之本原”，一面又承认他是近世中国第一人，“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，三四品以上之官，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”。最终，他判断李鸿章并非造时代的英雄，而是被时代所造的英雄。

比起李鸿章的个人命运，其背后的时代也是梁描述的对象，这本书又名《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》。这是他第一次完整地写作一本书，而非断断续续连载的合集。

比起康有为，面对距离更远的李鸿章，梁启超的笔触更为自信，以 28 岁之龄肆意评价 78 岁的李鸿章，笃信后者“必当微笑于地下曰，孺子知我”。

《梁启超》

副标题: 亡命，1898—1903

作者：许知远

出品方：单读

出版社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出版年：2023-